配资上市公司一览表苏轼的战争经济学：他为什么激烈反战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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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的战争经济学。

一封“唱反调”的奏书

1077年，宋神宗即位十年，锐意进取，正打算扩大对西夏的战争。

朝堂之上，满是主战派的声音。宋军四处开疆拓土、接连小胜，年轻的皇帝更加自信：只要加大投入，就能彻底打败西夏，甚至进一步与辽国开战，收复失地。

一片胜利欢呼声中，却有人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。

在南都（今河南商丘），71岁的前任宰相张方平决定写一份反对战争的奏书，给皇帝泼一盆冷水。

因为年老眼花，笔力不济，他让弟子苏轼为自己代笔。

张方平是苏轼人生中的第一位伯乐，当年，他在主政四川时发现了“三苏”，把他们推荐给了欧阳修。这才有了苏轼父子后来的名扬天下。对于张方平，苏轼一生以门人弟子事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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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封《谏用兵书》，反映了他们师生两人共同的反战思想。那么，他们为什么都激烈反对战争呢？是因为传统儒家的仁义道德吗？

战争经济学

其实主要是基于经济计算，关于战争，他们算了三笔账：

第一，战争成本太高。

兴师十万，日费千金，内外骚动道路者七十万家。内则府库空虚，外则百姓穷匮，饥寒逼迫。

一场战争，每天消耗的钱财高得惊人。十万士兵出征，背后需要七十万户家庭承担运输、供应。对内导致府库空虚，对外则导致百姓贫穷匮乏。

远方之民，肝脑屠于白创，筋骨绝于餽饷，流离破产，鬻卖男女，熏眼折臂、自经之状，陛下必不得而见也。

远方的百姓，有的在战场上被刀枪砍杀、肝脑涂地；有的因为运送军粮耗尽体力，筋骨劳损。他们被迫背井离乡，家产散尽，甚至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儿女。还有人被战火熏瞎眼睛、打断手臂，最终走投无路上吊自杀……这些惨状，陛下您并没有见到。

比犹屠宰牛羊，刳脔鱼鳖，以为膳羞，食者甚美，死者甚苦。使陛下见其号呼于挺刃之下，宛转于刀几之间，虽八珍之美，必将投箸而不忍食。而况用人之命，以为耳目之观乎?

这就好比屠宰牛羊，剖割鱼鳖，用来做成美味佳肴。吃的人觉得非常美味，但被杀的却极其痛苦。如果陛下亲眼看见它们在刀刃下号叫，在砧板上翻转挣扎，即便是山珍海味，您也一定会放下筷子，实在不忍再吃。既然如此，何况是拿人的性命来当作娱乐表演来看呢？

第二，风险太高。

上则将帅拥众，有跋扈之心；下则士众久役，有溃叛之志。

将帅手握重兵，容易滋生专横跋扈、不臣之心；下层的士兵长期服役征战，容易产生溃散逃跑或反叛的念头。

宋朝以军事政变开国，在防范武将上其实做得很成功，比如制度上重文轻武，比如喜欢任用太监来统帅军队。宋神宗后来发动“五路伐（西）夏”，其中两路大军的统帅都是太监。神宗本来计划用太监来做总指挥，后来在大臣的反对下，自己担任统帅，远程指挥。

这种制度安排，规避了“将领跋扈、图谋不轨”的风险，但是又增加了新的风险，那就是获胜概率很低。

若军事一兴，横敛随作，民穷而无告，其势不为大盗，无以自全，边事方患复起，则胜广之形，将在于此。

战事一起，为了筹措军费军粮，横征暴敛就会随之而来，百姓们饥寒交迫活不下去，就会揭竿而起。

第三，收益太低。

取空虚无用之地，以为武功，使陛下受此虚名，而忽于实祸，勉强砥砺，奋于功名。

高成本和高风险并不等于一项投资就是完全错误的！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指标：收益。

但是，古代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，对古人而言，耗费无数的生命金钱去征服那些偏僻蛮荒之地，既不适合种地，也收不上来什么税，更没有什么金矿银矿，完全是赔本生意。

且夫战胜之后，陛下可得而知者，凯旋捷奏，拜表称贺，赫然耳目之观耳。至于……慈父孝子孤臣寡妇之哭声，陛下必不得而闻也。

就算侥幸取得胜利，看得见的是赫赫武功，看不见的是将士血流成河、百姓流离失所；听得见的是凯歌高奏，听不见的是孤儿寡母的痛哭声。

得到的都是虚名，失去的都是真实的生命和财富。

仁义道德与经济利益

张方平是北宋著名的财政专家。

他曾两度担任国家财政部长（三司使），政绩斐然。神宗上台后，最初就准备任用张方平来主持变法，解决国家财政问题。但张方平因为父亲去世，回家守孝了。

在这封反战奏书中，张方平、苏轼的逻辑，和我们对古人的认知不同，他们并不是从仁义道德的角度反对战争，而是通过纯粹的经济计算。

这当然不是因为张方平、苏轼不重视仁义道德，而是因为，在反战这件事情上，仁义道德和经济利益，恰恰是一致的。

在他们看来，不要轻易发动对外战争，不要轻易耗费百姓的生命和钱财。既符合仁义道德，也符合大宋的经济利益。

义和利，仁义道德和经济利益，在很多时候，其实都是一致的。

仁义道德就是经济利益，你爱好和平，就有更大概率长治久安、经济繁荣；经济利益就是仁义道德，为他人创造价值是提高自身收益的主要方式。

胜利的狂欢与清醒的冷水

苏轼代张方平写这封反战奏书时，神宗皇帝正忙着开疆拓土，形势一片大好：

今师徒克捷，锐气方盛，陛下喜于一胜，必有轻视四夷，陵侮敌国之意。天意难测，臣实畏之。且夫战胜之后，陛下可得而知者，凯旋捷奏，拜表称贺，赫然耳目之观耳。

张方平和苏轼却在胜利的狂欢中感受到了恐惧，他们知道，此时意气风发的皇帝必然不会听自己的，但也许将来有一天，皇帝会想起这封奏书：

今陛下盛气于用武，势不可回，臣非不知，而献言不已者，诚见陛下圣德宽大，听纳不疑……且意陛下他日亲见用兵之害，必将哀痛悔恨，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尝一言，臣亦将老且死，见先帝于地下，亦有以借口矣。

如今陛下一心征伐，态度坚决得难以挽回，我并非不知道这一点。但我依然不停地谏言，实在是因为看到陛下胸怀宽广，能接纳意见。而且我预料，陛下将来若亲眼看到用兵带来的危害，必定会感到悲痛悔恨，进而追究身边大臣为什么没有一个人事先直言劝谏。我（作为臣子）即便年老离世，到了地下拜见先帝时，也有话能为自己辩解（没有辜负先帝托付、没有沉默失职）了。

四年后，1081年，神宗调动35万大军、20万民夫，五路伐夏，大败。

1082年，宋军在永乐城被西夏包围，损失士卒、役夫二十余万。“集中在永乐城中凝聚着变法‘富国’成果的金银粮草军用器械尽为西夏所有。”

（神宗）至永乐之败，颇思其言。

——苏轼《张文定公墓志铭》

人教人，教不会；事教人，一教就会。可惜代价太大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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